“实事求是”纳入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贡献。为什么能提出“实事求是”？从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寻找“实事求是”一词，最早见于1938年10月14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错误路线、明确肯定领袖地位，“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在这样的会议上提出实事求是，意义十分重大。

  这之后，1940年1月，在重要的政治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探讨中国向何处去、怎样引导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之路时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处理问题的。”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第一次解答了什么是“实事求是”。这之后，实事求是成为经常谈的一个概念，也成为党的会议和文件经常提出的一个要求。

  虽然，实事求是的概念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解答的，但这之前形成实事求是的若干元素，伴随着中国成长的脚步一直在积累和成长之中，是其突出代表。能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实事求是，与此前积累和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四个方面的基础密切相关。

  “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是留在中国人民心中相互联系又指向不同的两大根本观念，是思想的两个主要的基础性成分。“为人民服务”是讲一切工作的目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所有号召和所有题词中，排在第一位的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让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是“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是讲一切工作的思想方法、一切工作所应遵循的思想路线。所有号召和所有题词中，仅次于“为人民服务”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所共知的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是由“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根本立场决定的，又是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要求、根本途径。

  中国是为人民谋利益、依靠人民奋斗的党。1919年，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什么样的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已表达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初心。为何需要革命？1925年冬，回答：“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已表明“人民”二字在心中有比天大、比地重的分量。在建立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坚信人民的力量是胜利的保证：有了“更加众志成城”，才有了“报道敌军宵遁”；有了“枯木朽株齐努力”，才有了“横扫千军如卷席”。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从根本上看是阐明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的关系。关心群众生活，就是在延安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先河。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注意工作方法，就是在延安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先河。指出：“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达成目标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没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一个揣着为民之心的人，才会有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迫切性。一个不知道依靠人民，不知道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不知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人，就不可能知道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有了对关心群众生活与注意工作方法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具有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坚定的立场，这是后来能提出“实事求是”的为民基础。

  总结中国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成功和挫折的经验教训，逐渐积累起不能从本本出发、只能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起初，中国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从共产国际的本本出发，模仿苏联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一次次地遭受挫折。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中国是农民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农村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城市是敌人力量集中的地方；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认为中国革命只能从这样的中国实际出发，才能搞成功。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号召大家调查研究，把中国的真实的情况搞清楚。他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真实的情况相结合。我们应该‘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真实的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可是，的这些正确认识，在中央的领导权掌握在围着共产国际转的领导人手里时，难以成为全党的共识。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经过遵义会议到延安逐步解决的。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为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实践基础。

  研读马列著作，思考当时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逐渐积累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践第一”的理论素养。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时，曾被一些吃过洋面包、到过苏联的人讥笑“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打漳州时，得到一批马列著作。后来他被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岗位，却利用赋闲扎扎实实地读了两年书。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来看，此时已娴熟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中都引述和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使形成了研究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娴熟地掌握了重视事物的特殊性和正确地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方法。其二，是在《实践论》中引述和强调的，“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使形成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目的、检验认识是不是正确的标准的认识论，娴熟地掌握了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关系的方法。经过长征到陕北，在研读马列著作的基础上，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通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述了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述了党的军事路线；通过《矛盾论》《实践论》，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这些为不久之后确立以“实事求是”为名称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革命过程中逐渐看清了“言必称希腊”的危害，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相融合，才能让中国人听得懂，才能发挥实际效力。深厚的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功底，使其在这种融合中发挥着领头作用。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是讲像孔子那样“每事问”，调查研究，搞清情况，才能从实际出发。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用孟子的“春秋无义战”，来说明“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阐明了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正义性。的《实践论》有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这个知和行的关系，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思想家们一直讨论的问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中两次引用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话，并强调：“我们别看轻这句话。”他既看到了这句话中存在着“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的认识论意义，也看到了这句话中包含着掌握对立统一规律的辩证法意义。这些为能用中国字、中国话表达出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普通党员和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的中国文化基础。

  对中国革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是形成实事求是思想方法、思想路线的最终的原因。这个“实事求是”有着特殊的时代的理论内容，与中国历史上在《汉书》中就已存在的“实事求是”的名词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这两个“实事求是”在普遍性上又有着相通之处，都包含着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做事的一般性原则。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线，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实事求是的名词表达出来，它就有了鲜活的、为中国普通党员和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这个意义绝不能低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要重视开展对“实事求是”中华民间传统文化渊源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