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一提古代的重要科技成果，“四大发明”家喻户晓。不过，“熟知并非真知”。如果问一下，这种观点从何而来，又是谁提出来的，可能还不是人人皆知。一种有影响的说法是，其“发明人”为英国汉学家李约瑟。

  可是，有人告诉我们，在李约瑟之前，“四大发明”的说法就已产生了，是否会有些令人惊讶？

  “四大发明”虽然是“中国制造”，但把它们提炼出来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发明的，却是近代的西方学者。彼时的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巨变。

  早在1550年，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J.Candan，1501—1576）指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

  我们更为熟悉的一段话是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在《新工具》（1620年出版）里指出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地发现了。”

  时间到了19世纪中叶，革命导师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的手稿中，有一段我们从中学时代起就很熟悉的著名论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言简意赅又文采斐然，到他这里，“三大发明”的革命性意义进一步明晰。

  也正是在19世纪，西方的传教士、学者和新闻记者等各种身份的人士，对相关认识有所推进，他们或者亲身来过中国，或者接触过第一手的中文文献，“四大发明”的提法逐渐被补全，并且它们最初来源都被指向了古代中国。

  麦都思（hurst，1796—1856，旧译麦特赫斯脱，汉名麦都思），可能是第一个注意到上述“三大发明”源自中国的西方人。

  麦都思出生于英国，也是第一位把《尚书》翻译为英文的西方人，1843—1856年在中国。有意思的是，他自己就作过印刷工人，在传教生涯中，从事过中文报业、中文出版印刷，在上海创办过中国近代第一个印刷所——墨海书馆，自任监督，晚年自号“墨海老人”；他还编写过《华英词汇》《福建方言字典》两部词典。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王韬、太平天国晚期重要领导人物洪仁玕等都曾在墨海书馆学习、工作。

  他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838年，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编辑成一部600页的鸿篇巨著《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历史与文明。他在书中对中华古代科技评价甚高：“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在他之后，艾约瑟（J.Edkins，1823—1905），堪称“四大发明”的实际提出者。

  艾约瑟也曾是英国传教士，先协助麦都思的工作。1856年，麦都思离任回国后，他继任监督，1880年底，脱离伦敦教会，被中国总税务司赫德聘为海关翻译，先住北京，后迁上海。

  值得一提的是，1863年，艾约瑟在北京西城区设立福音事工点，这就是缸瓦市教堂的前身,也是北京最早的基督教堂。

  艾约瑟在其《中国的宗教》（1859年出版）一书中将中日两国的文明作比较时将四种发明并列，指出“他们（指日本人）没有如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样值得夸耀的非凡发明与发现”。可见，他已经把我们今天所说的“四大发明”一一点到。

  《中国的宗教》书影及其中提到中国的四种重要发明与发现的文句（红线勾画部分）

  稍后，记者出身的巴尔福提出了“四种有价值的发现”（fourvaluablediscoveries）之说，也可以被视为“四大发明”说的先声之一。

  对于“四大发明”的提法，对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产生实际影响的人物，是美国学者卡特（T.F.Carter，1882—1925）。

  今天，“四大发明”的英文，用的是“Four Great Inventions”，最早就是由卡特提出的。他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的序言中，明白准确地提出中国的“四大发明”。此后，“四大发明”的名称确定了下来。

  该书出版后，“四大发明”的提法在几年之内就已经被一些中国人了解了。比如，学者向达先生在1930年的《中学生》杂志（第5期）上发表了《中国四大发明考之一（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文，就引用了卡特的这一说法。

  1938年，卡特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书名为《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当时的教科书里，已有“四大发明”之说。

  关于“四大发明”一说的由来，一直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认为是英国人、科学史家李约瑟提出或总结出的。

  在中国，李约瑟的名字与“四大发明”和“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问”）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过，李约瑟可能会澄清，自己从未“发明”过“四大发明”这种提法。

  李约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者，更不是汉学家。他原来是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并在这样的领域取得国际名声的。

  而他的“跨界”或转行并最终爱上中国，与他和中国人的一段有些偶然的交往有关。20世纪30年代，他遇到了来剑桥学习的3位中国留学生，三人中的鲁桂珍成了他后来多年的助手、合作者和第二任妻子。

  因为这段特殊的遭遇，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李约瑟先后多次来到中国，1943年，他曾经担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来到抗战中的中国，这是他的首次中国之行。他与中国抗战军民同感共苦，特别是给中国科学家们带来了急需的实验设备等，被他们称为“雪中送炭者”。

  有种说法是，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之行中，李约瑟首创“四大发明”的提法。有人撰文写道：在抗战相持阶段的1942年，蒋介石觉得亟需振奋军心、鼓舞民心，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接见了来华的李约瑟。李约瑟不负重托，很快就在第二年，即1943年，在重庆提出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这个研究成果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中国，进而传遍了全世界。“四大发明”的说法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反侵略斗志。

  实际上，李约瑟是在1943年2月末才来中国的，除非有穿越的本事，蒋介石不可能在一年之前接见他。前面已经提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三大发明”和“四大发明”的提法在我国已经并行，而后来“四大发明”的说法更为流行。

  “四大发明”首先提出者的“光荣称号”被“误送”给李约瑟，可能与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和影响有关；他本人也确实对“四大发明”做过阐发和研究。此外，他在给介绍、研究中国古代发明的著作作序时，也数次提到中国古代发明的重要性。

  例如，1946年，李约瑟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及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因为性质接近，此处造纸术和印刷术被合并为一项）

  多种因素叠加之下，李约瑟被当作高度肯定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的“代言人”，更被送上了“四大发明”提出者的称号。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对“四大发明”的提法所起的推广作用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假如没有他的发扬光大，“四大发明”之说恐怕不会如此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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