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站在中国和欧洲文化互动的角度，从古罗马、古希腊对中国的认识为开端，以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为切入点，梳理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国与西方交流相遇的历史，掌握西方与中国互通互鉴的历史，对当下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能更加进一步提升民族的文化自觉，更好地理解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

  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影响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差别。“西学东渐”在当时的影响大多分布在在了少数中国官员和上层的知识分子的身上，很难波及到下层的民众。而“中学西传”确对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影响，并且为18世纪“中国热”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在18世纪，中国正好处在了“康乾盛世”中，而欧洲仍然受着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当时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将一幅幅美好的中国图景呈现在欧洲人面前时，立刻引来欧洲无比的惊羡。因此，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100年间，在欧洲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

  在长达100多年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人对中国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公元1769年，曾有欧洲人在自己的书中写到“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出名”。

  “中国热”在欧洲各国的表现也不完全一样，不管时间有早有晚，程度也有强有弱，表现形式也是各具特色。比如，全球性的“中国热”在德国几乎就没再次出现，但是德国学者对于中国学术研究却开始得很早。比如，莱布尼茨对于中国的研究。在英国，人们对中国的园林艺术情有独钟。葡萄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一直处在主导地位，早期的传教士也很多，但在葡萄牙的本土却没再次出现过“中国热”。

  意大利有很多早期的传教士、汉学家，但“中国热”也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反响。相比较而言，“中国热”在法国形成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它的广度和深度却远超于其他几个国家。因此，我们在讨论欧洲“中国热”的时候，多以法国为代表。

  从总体上看，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有两个层次的表现，大概能分成俗和雅两个层面。所谓俗也就是浅层的，指的是参与的阶层广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于中国所表现的狂热。而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的商品，收藏中国的器物，了解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穿着打扮、建筑、园林等。对于中国的兴趣偏重于固态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甚至有些时候会出现某些误读。对中国所反映出来的狂热甚至带有一些不太理性的成分，所以它的特点是一种时尚，而不是一种思潮，往往有从众和随大流的心理。

  所谓深层的雅的“中国热”，指的是在欧洲的学者、思想家这些知识分子中对于中国所表现出的巨大的兴趣、关注和研究，主要体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进行比较深刻地分析研究外，还将中国作为了参照物来探讨欧洲自身所发生的诸多问题。

  出于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推崇和伦理道德的敬仰，需要依照中国的实践来改造欧洲的社会，这种雅的“中国热”，它的特点更多的是冷静的思考，少了民众狂热或者盲目的追捧。对同一个事物或者现象往往会展开正反两个方面热烈地讨论，为欧洲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去寻找有益的借鉴，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界的影响。

  从公元1697年，法国和中国正式通商之后，中国的工艺品、各种的小摆设、家具、纺织品、挂毯、绘画等蜂拥而至，在巴黎和外省到处都能够正常的看到贩卖中国物品的商店。从王公的城堡到大臣的府邸都喜欢中式风格的装饰。于是，中式的客厅、书房、家具、挂毯、织锦、中国主题的绘画应运而生，朝野上下形成了一股追逐中国事物的时尚。

  法国人普遍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被称为“中国风”的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他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日用品、家具装饰、园林建筑等，包括当时他们所使用的瓷器、漆器，还有织物和绣品，都体现了很多“中国风”的影响。

  到了17世纪，曾经长期主宰欧洲的古典主义刻板的风格已经令欧洲人感到厌倦，而在此时传来了精巧雅致的中国园林艺术，欧洲人顿时觉得耳目一新。

  中国事物的渗入和浸染，对于欧洲的园林风格、建筑艺术、绘画、工艺美术、文化生活、审美情趣都发生了历史的影响，形成了欧洲建筑艺术史上的洛可可风格。这种“中国风”体现在了中国式园林建筑在欧洲的盛行中。直到今天，在瑞典皇宫的中国宫、英国乡下的一些中国式亭子、在德国的波茨坦的无忧宫等都还能够正常的看到具有中国风格的建筑。